再造招牌:“走出去”的中国水电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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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本刊总编 胡炜  本刊记者 何溪 李威 余恬怡  撰稿/本刊记者 李威

    习近平主席和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共同按下按钮,由中国企业承建的辛克雷水电站正式竣工发电

   “毫不夸张地讲,就建水电站的技术水平,中国已经是世界顶尖了。”
    青海,西宁。武斌忠这样说。
    我们把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下称水电四局)勘测设计研究院院长的这句话带向了全国各地去求证,几乎所有受访的水电人的回答都是:“没错。”
    其实无需太多佐证,看看这些遍布大江南北的水电站,你也可以隐约感觉中国的水电水平已非一般。太多“世界之最”的水电站坐落在这片土地上:三峡工程,世界最大的水电工程,装机容量2240万千瓦,配有世界规模最大的五级船闸,创造了混凝土年浇筑量世界最高的纪录;小湾水电站,已建成的世界最高的混凝土拱坝,最大坝高294.5米;向家坝水电站,世界最大规模的沉井群,采用10个尺寸为长23米、宽17米的巨型沉井群,最大下沉深度57米,最大入岩深7米。规模之大,工程地质条件之复杂,开国内水电建设先例。
    这种强大的水电站建设能力,一遍遍刷新着国人的骄傲值。却也在无形中,将众多水电建设单位赖以生存的水电市场,一步步地蚕食。
    “全国的水电已经进入开发末期,‘十三五’差不多是最后一班车。”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原水利部天津院,下称中水北方)航测遥感院院长刘满杰说,“这个时候,要么就跳出水电圈,要么就‘走出去’,将目光放在海外水电需求旺盛的国家。”
    中国水电“走出去”的脚步,从新中国成立时起便一直不断。尤其进入21世纪后,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建设,这种脚步明显加快了。本已在国内走入拐角的水电单位,又在海外竖起了一块招牌。


 

走出去,立得住,强起来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水电“走出去”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歇。从建国初期的对外援建,到目前的EPC总承包及BOT项目的成功实践,一条看不见的线,串起了中国水电随国家的强盛而从弱到强的蜕变历程。

从援建到承包
    1964年,中国水电建设集团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的前身——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接到一项特殊任务:组织一支精干水电队伍,到非洲几内亚援建金康水电站,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援外水电项目。
    改革开放前,中国水电主要是以经济援助形式参与国际水电项目的建设。由我国政府出资,公司负责将项目施工完毕,不涉及承包和分包的问题。当时我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承包工程行业没能抓住国际承包劳务市场空前活跃的有利时机,援外的水电站屈指可数。
    转机出现在1982年。
    这一年,国务院及外经贸部批准了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具有对外承包工程经营权,其后相继批准了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和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拥有对外承包工程经营权。因此,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初,中国水电各大企业相继参与了国际市场竞争。
    然而这种竞争似乎并不顺利。
    “自改革开放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国水电的技术、设备和项目管理不具备竞争优势,中国水电承包企业的规模较小,财务能力较弱,国际工程承包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中国电建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风秋在《中国水电 海外崛起——中国水电占据海外市场半壁江山》一文中写道,这个期间中方单位承接的项目规模小,5000万美元的项目就算得上大项目,上亿美元的项目少之又少。海外中标的项目主要是一些水利水电施工承包和分包项目,发电设备出口也主要是中小型发电设备,多数都是以施工、土建为主的低端项目,“也就是说外国公司不乐意干的、难干的项目,咱们中国公司去承包,挣的是辛苦钱。”刘风秋道。

崛起于21世纪
    中国水电真正蜚声于国际,当始于2000年前后。
    恰逢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将“走出去”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中国进出口银行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出口信贷。同期国家电力体制改革,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和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相继成立……多方合力下,中国水电的设计技术、设备制造和融资能力大大增强,在国际市场上迅速崛起。
彼时,中国水电承建了一批技术含量高和建设难度大的大型、特大型项目,中国水电三大企业SINOHYDRO(中国水电建设集团)、CGGC(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CWE(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成为国际水电工程建设领域的金字招牌。
    随着品牌美誉度的提升,中国水电在国际上开始“开疆拓土”,不断扩大区域市场,成功地在中东和中亚承接了一批大中型水电站,如伊朗RUDBAR电站(450MW)和莫拉萨德拉水电站(100MW),土耳其FEKEⅡ水电站(70MW)、哈萨克斯坦玛伊纳水电站(300MW);尤其是在拉美市场实现了零的突破,2009年10月5日,中国水电建设集团签署了厄瓜多尔CCS项目的EPC合同,总装机150万千瓦,合同额达20亿美元。2010年8月,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6.72亿美元中标厄瓜多尔索普拉多拉水电站项目。
    快速的扩张带来了巨额的收益。近十年来,中国水电国际承包工程的年营业额每年都在以30%的速度增长。“过去我们在水电承包项目中,到年底统计的时候,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就算大项目,如今上亿美元的项目在整个业务统计中都不足为奇。近几年已经承接了10亿美元、20亿美元的特大型项目。”刘风秋表示。以中国水电建设集团为例,2002年的国际工程营业额为2.2亿美元,2009年的国际工程营业额则达到26.3亿美元,年增长速度达到43%,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已拥有国际水利水电建设50%的市场份额。中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水电国际承包商。
    纵观中国水电的海外发展史,你能够清晰地看到,我们“走出去”的步伐经历过一个漫长的蛰伏期,随后异军突起。这些数不清的钢筋混凝土的庞然大物,见证了中国水电“走出去”、“立得住”、“强起来”的全过程。
    然而,这并不代表中国水电已经所向披靡。
    当中国的规范标准比欧美标准还要严格,却得不到当地国家的认可;当中国水电人忙碌了数度春秋,工程却因当地政府的一纸法令而被迫暂停;当中国水电人背井离乡来到异乡,却深受疾病、战乱的困扰;当工程好不容易完工,当地国家因囊中羞涩,提出送你几头大象……你会发现,任何风光的背后,都需要千锤万凿的打磨。
    而这些,身在海外的中国水电人最有发言权。

厄瓜多尔辛克雷水电站贯通现场

埃塞俄比亚泰克泽水电站

分歧、病乱、礼遇:中国测量人在海外


    一个人有没有过海外工地上的工作经历,从他讲话的一字一句就能听得出来。
    不曾下过工地的人,说的多是:“项目很多,非洲南美东南亚……克服了大量困难……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认可……”
    而真正漂洋过海、与工程一同成长的人,会告诉你更多的细节。他记得埃塞俄比亚尘土飞扬的“搓板路”,记得柬埔寨香甜的椰子汁,与厄瓜多尔的人员因用哪一种投影而争执不休,曾为津巴布韦风行的疟疾心惊胆战,也与缅甸的炮弹擦肩而过。
    九层高台,起于垒土。一座座大坝的背后,是一个个人,一双双手。而身在异乡的水电测绘人,又有哪些别样的故事?

异乡的别样生活
    灰白的天,土路。有山,秃的。有两季,雨季和旱季。
    武斌忠刚到泰克泽的时候,正好是旱季。
“道路条件非常糟糕。”他说,“就是搓板路,甚至连搓板路都算不上。”那里的道路没有硬化,仅仅铺了一层石子。一个车过去,好几里都是灰,一条长龙似的。
    那是2002年,中国电建和葛洲坝集团承建了彼时埃塞俄比亚最大的水电站——泰克泽水电站。
    该水电站建在尼罗河支流的上游峡谷中,位于埃塞俄比亚北部泰克泽河上,总库容90亿立方米,坝高188米,总装机容量30万千瓦。
    武斌忠任项目总工程师。“整个建设条件都很艰苦。”他回忆道,因为隔着千山万水,国内的物资运过去成本高昂,除了第一批运来的设备和基本物资,以后的后勤保障几乎全靠自己动手。“我们到了就开始建自己的营地。自己种菜,甚至自己养猪、养羊、盖茅屋。”那段在国外的日子,武斌忠记忆犹新。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电站的测绘工作也主要由中国电建承担。“我们的测绘技术相对于当地已经较为成熟,因此做得很顺利。整个工程的中方员工和当地员工比例为1:3。但在测绘的专业上,这比例能达到1:5。”武斌忠说,当地的测绘技术人员基本来自于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埃塞俄比亚最高学府。
    有时候,再差的条件也能被测绘人玩出花样来。
    刘满杰至今记得他在柬埔寨做项目时的情景。“我们常年搞外业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他说,“在柬埔寨,我们出去做项目,渴了,到树上打下来个椰子;把笼子随便往海里一扔,捞回来就是一笼子的鱼。”他描述的景象,让人联想到三十年前的北大荒“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情景。
    同样参加过这个项目的中水北方公司赵工也说:“把1000人全扔大野地,最后活下来的肯定是我们,测绘人的适应力是很强的。我们到了柬埔寨那边也不要翻译——当地说土话,你就算找了翻译也没用。肢体语言就是我们的通用语,再加上两句常用语就能基本理解了。”他告诉我们,中水北方和30多个国家都有合作,到哪儿都不要翻译,“我们干测绘的都是能人,办法多着呢,稀里糊涂就和民工混得挺好。”
    刘满杰对这段记忆难以忘怀,这些被“扔到大野地”的测绘人,渴了就喝原汁原味的椰树椰汁,累了就住在自己搭建的小木屋里,出门就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疾病、战乱、礼遇
    然而日子并不总是苦中有甜,有时候危险可能就在身边。
    疟疾——这种由疟原虫所致的虫媒传染病,在现今中国几乎已经绝迹,却仍流行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有20亿人口居住在流行区,特别是在非洲、东南亚和中、南美洲的一些国家。
    而中国“走出去”的水电工程恰恰最多建于这些地区。
    刘满杰记得,曾经有个其他工地上的女同事,因为染了这种病没在意,回国之后没有及时治疗,不幸死亡。
    “这种病在当地很常见,治起来也不麻烦。最怕不当回事带回了国,那就比较糟了。”他不无痛惜地说,“咱中国的疟疾都是在实验室里的,回来以后只能在生物研究所治。”
疟疾、丝虫病、蠕虫病……这些在中国已经少见的疾病,成为困扰外派人员的心病。所以,有经验的外派人员只要稍微有了疟疾的症状,都会把当地的药带回来。
    “对我们外派人员来说,不仅要面对各种疾病,”武斌忠说,“更严重的是动乱,比如战争、土匪等等。”这一点,水电四局勘测设计院工程师刘宏兴有着深刻的体会。他在被派到缅甸执行测量任务的时候,恰好遭遇政局动荡,他凭借一台手持GPS,带领300多人的团队逃离了战火。
    当然,这些毕竟是少数情况。刘满杰说,中国的水电工程师去到第三世界国家,一般都会受到严密的保护,甚至有当地武警荷枪实弹来保护中国人。尤其是在巴基斯坦。这个中国的“铁哥们儿”,对中国人的友好时常让人感到如沐春风。
    有一次,中水北方航遥院的一个测绘人在巴基斯坦做任务时不小心摔伤,同事们和当地政府派出的保镖一起将他运往200公里外的首都伊斯兰堡的医院。途径一个村子的时候,正好碰见村里两个团伙武斗,拦住了去路。此时保镖鸣枪示警,但两派人打红了眼,根本不在意。眼看伤情紧急,不知谁喊了一声:“我们是中国人!”结果两边人立刻停止了打斗,还专门有人帮忙引路。抵达医院后,因为正值当地斋月,很多医生不上班,但一听说中国人伤了,院长带着几个专家全部赶来,马上动了手术。手术后,当地部门联系了机场,包了专机将中国的工程师送回国内。

真正的国际化还有多远?
    当越来越多的技术难题不再是难题,越来越多的人力工作被高科技替代,身在海外的测绘人面临的难题,开始转变为观念上的碰撞。
    “其实我们的水电技术早就已经超过欧美,但并不为施工当地的人员认可。”武斌忠说,“他们总是用欧美的标准要求我们,而在我们看来,那套标准早就过时了。”
    他说,欧美国家的大型水电站基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设完毕,大量的建设队伍纷纷转型。“从筑坝技术来讲,他们停在了那个阶段。”而彼时中国的水电建设刚刚兴起,发展和创新都不曾停止。直到今天,中国水电建设融合了更创新的理念和手段,已非上个世纪的水平可比。
    中国工程师认为中国的技术更先进,而受到殖民思想影响的当地人员又坚持使用欧美标准。这种争执和碰撞,经常发生于工程现场。
    “我们搞坝基的基础灌浆,国内用的设备多是柱塞式灌浆泵,应用都比较成功。但对方不同意使用。”武斌忠说,“后来因为这个事沟通了很久,终于达成共识,进行试验,用中国的泵和他们指定的德国泵对比。”事实证明,中国泵连续工作运行良好,而德国制的泵才用了十几分钟就转不动了,这样对方才终于妥协,同意使用中国泵。
    然而让中国工程师哭笑不得的是,虽然他们同意使用中国泵,但后来下个文件,注明此举是“降低标准使用”。
    “由于东西文化的差异,他们对我们抱有成见,所以我们的标准还没成为世界规范。”武斌忠说,“我们的工程已经国际化了,但真正需要国际化的,往往是工程以外的东西。”
    这种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但也有不少人对此持有不同看法。同样主持过诸多海外工程、主编过《水电水利工程施工测量规范》(编号DL/T5173-2012)的葛洲坝测绘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亿阶就是其中一位,他认为,国内施工在标准制订上非常严格,但在具体执行上则存在弹性,而对所制订标准严格执行是欧美标准具有国际影响力,成为国际标准的重要因素。“中国的设计,在标准制订上基本是要求达到三倍以上的保险系数,这在外国人看来就没有必要,他们认为只要保险系数能满足基本要求,就可以施工。他们是讲究过程的,所定规范和施工要求必须严格一致。比如规定导线要测三等,就绝对不能测四等;合同工期是六年,你就不要五年干完。他们不认为提前完工是件好事,说不定还要找你索赔。”
    在苏丹的麦络维大坝工程中,一位德国监理给唐亿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经常不通知其他人,就一个人带把铁锹,开车到沙漠,然后把我们埋的控制点挖出来看一看,如果符合标准,他悄然而去;要是不符合,再小的问题他也一定会找上门要求整改。”
    每每回忆起这段经历,唐亿阶都不禁感慨:“中国的标准想要国际化,不仅在条文制订上要严格,在项目实施上要更严格,在无形中慢慢树立起中国标准的国际影响力,国际化的目标就不远了。”
    目前,“一带一路”正兴,中国水电也即将走得更远。越来越多“走出去”的工程单位,会将“按照中国的标准设计和施工”写进合同,这无疑为推动中国标准走向世界增添了力量。与此同时,严格的规定与严格的执行如何统一,中国水电如何真正实现国际化,仍值得每一个中国水电人继续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