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亚民:做科研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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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稿 本刊记者 李威


【人物名片】党亚民,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研究所所长。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科技领军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兼职国际大地测量协会(IAG)理事、中国委员会主席,中国测绘地理信息学会大地测量与导航专业委员会 (常务)副主任委员。

 


        对于采访,党亚民直言他“内心是拒绝的”。


       工作这些年来,每当取得一些成果和成绩,都会有媒体约访,他都拒绝了。在他看来,科研人员取得成果是一种本分,而且科研人员内心也需要一份淡泊。这次之所以接受采访,是看到《定位》杂志之前为几位老院士做的专刊很用心,他对这些学界前辈非常尊敬。同时也希望通过采访,让更多人了解关心大地测量学科的最新发展。


       1986年,党亚民从武汉测绘科技大学(2000年并入武汉大学,下称武测)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测绘局测绘科学研究所(现改为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下称研究院)工作,上世纪90年代如火如荼的“下海潮”没有把他卷进去;2001年,从世界著名学府麻省理工学院做完博士后回来,他婉拒了国内顶尖高校的盛情邀请,回到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研究所(下称大地所),一心一意搞起科研来。


        他坦言,做大地测量研究是一件特别艰难的事。“毕竟基础研究不景气,因为你的成效不明显,别人看不到。”


       天命之年的他仍会开玩笑说,自己其实“不适合搞科研”。踏上科研这条路,是个意外,“命运既然把你安排到这儿了,你就不要再去抱怨,而应该尽全力把它做好”。后来他从事国家一项重大的科技项目——海岛礁测绘的科技攻关,总算把所学用到了实处,心里觉得特别踏实,“总算为国家做了点事情”。


一路走来,命运给了他很多选择,其中不乏慷慨的馈赠。他抓住了一些也错过了一些。一朝坐上了科研这个“冷板凳”,三十多年没挪过地方,直到今天他还住在院里分给他的那套几十平米的老房子里,“说淡泊我也对得起淡泊这两个字了。”


“国家总要有人做科研”


        大学前后的那段时间,党亚民总感觉自己是没能踩对点儿。


       明明偏文科,最终却报了理工科,“那时候文科招的少,理工科好考。”他说。毕业后学校统一分配,他来到了研究院做科研工作,也是因为家乡省份没有指标,被分配做了科研。
那个年代,多数的科研单位还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党亚民被分到研究院大地所时,发现这里的工作很清闲。“没什么课题,单位300多人,每年就100多万元经费。”他说,“职工也没有奖金。我见习第一年工资是58块钱,第二年转正是72块钱,这是国家统一规定,多少年没有变。”


       雪上加霜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正值“下海潮”,很多青年科研骨干纷纷“下海”经商,“基础科研几乎就维持不下去了。”看着周围的人纷纷离开去淘金,党亚民却选择留了下来。


       “既然大家都走了,总要有人做科研。”他说。


       彼时的科研环境不太好,他选择了回武测读研究生。在外人看来,这是个需要很大勇气的选择。那时候院里虽然没有太多课题,但科研人员可以承揽项目挣点外快。办公室的一位老同志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这一读研究生,一年损失可不少啊!”
他不在乎。在武测六年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习,把自己的数理和专业基础打牢了。也是在武测,他有幸得遇大地测量大家陈俊勇院士,后来成为陈院士唯一一个博士生,成就了一段难得的缘分。


      党亚民自称并不是一个很刻苦的人,但很多人都不否认他的聪明,从他能去麻省理工学院(MIT)做博士后就能看出一斑,当时武测能去这种国际顶尖学府深造的学子凤毛麟角。在美国的科研经历使他大开眼界,也使他如鱼得水,取得了许多重要科研成果,期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合作导师一再主动为他延长博士后期限,在他婉拒第三年博士后延期后,毅然选择回国。


       他坦言,在国外“科研气氛是好,条件也好……但你过得再舒适,永远都有一种打工的感觉。”这段宝贵的留学经历,也让他在回国以后“身价大增”,国内名校给出优惠条件邀请他去工作,老同学邀请他合伙开公司,他都婉言谢绝了。他说当年他自己是在“下海潮”中选择了科研,学成后还是应该去做老本行,人要“不忘初心”,做科研更要淡泊。


“冷板凳”结出科研硕果


       命运的阴差阳错,却抵不住党亚民内心的执着和坚守,从1986年到现在三十多年了,他一直在科研一线从事大地测量基础研究。回顾三十多年来在科研上做出的成果和成绩,他倒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多,“也就三件事还值得说道说道。”


       第一是地球动力学领域的研究。他早期的博士论文研究以及随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大地测量资料结合地质和地球物理资料开展“松组合”大地测量反演理论研究。后来他在MIT开展了中亚天山内陆地球动力学研究,获得我国塔里木块体相对于欧亚板块的欧拉运动模型,研究提出利用GNSS资料确定应变场分析新方法,填补了国际上在该地区地球动力学研究的空白。近年来,他带着团队跟踪国际全球大地测量观测系统(GGOS)技术进展,并将GGOS监测地球变化的思路引入到综合大地测量、地质、地球物理和水文观测资料,开展重要地理国情监测专项—地质环境稳定性监测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


       第二是现代大地测量基准研究。根据国际大地测量技术进展,他对现代大地测量基准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我国测绘行业对大地测量基准、坐标系统、坐标系、坐标框架、参考框架各种概念没有做认真的梳理。”他举例来说,“以我国‘北京54坐标系’为例,这里坐标系和坐标系统是否一个概念?构成北京54坐标系具体的大地控制点和坐标系是什么关系?”实际上,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理论问题,对现代大地测量基准体系的构建一直造成困惑。党亚民和研究团队经过长达10年的梳理研究,完成了《现代大地测量基准》专著,也首次对“垂直基准”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随着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快速发展,他和团队结合基于国际全球连续监测评估系统(iGMAS)北斗分析中心建设项目,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的支持下,利用国家现代测绘基准体系件基础建设200多个北斗CORS基准站数据,开展基于北斗的国家动态测绘基准维护和产品服务。


       第三是海岛礁测绘科技攻关。这也是过去10多年,党亚民团队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他还记得当年那通重要的电话:“我当时在外地开会,陈院士打电话把我叫出来,说想给有关领导提建议,开展海岛礁测绘项目,让我帮忙准备材料。”党亚民立刻和大地所的同事着手准备相关材料。后来该项目最终获得了批准。期间,他和军地四部门的专家团队一起,结合国家海岛礁测绘工程,在国家科技部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攻克了我国海岛礁测绘陆海基准统一、远海岛礁精确识别定位和海岛无控测图、海岛岸线遥感测量等重大技术难题。实现了我国测绘地理信息从陆地到陆海全覆盖的历史性跨越,填补了国家海岛礁测绘多项成果空白。


“创新和应用”是大地测量之魂


        多年来从事大地测量研究,整日与论文、院士学者打交道,党亚民见证也参与了我国大地测量基础研究的举步维艰和技术进步,他认为我国大地测量未来发展的关键是技术创新和应用,尤其应用拓展,更是未来大地测量技术发展的垫脚石。


       “个人感觉,大地测量的难点不在理论创新,而是科研成果能否在生产实践中应用,也就是说新理论、新方法一定要在应用中被检验,被接受。”他说,一直以来,大地测量研究都面临着两大瓶颈:一是社会环境、生存压力无法使科研工作者静下心来做理论研究,许多科研工作者都想走捷径、都想打“短平快”出成果。有些成果看似新,但经不住应用的检验。另一方面,即使出了成果,在科技创新成果指导生产实践、科技成果转化的环节也存在许多不足。“科研工作者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过分‘溺爱’,不能潜心在生产应用中检讨自己的不足,或缺乏对成果应用效果存在的问题做客观全面的研究,导致生产单位对成果的可靠性心存疑虑,影响了成果的推广。”在他看来,许多企业科研创新成果应用的模式非常值得高校和科研院所借鉴,要在实践应用中找不足,才能不断提升和改进。


        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大地测量的基础性。“近年大地测量新技术和新方法,以及由此产生的新成果没有得到充分认可。”他说,主要原因是,早期大地测量是为测绘地图提供基准(控制)服务,而现代测绘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大地测量的测图基准服务从前台走到了幕后,成了“隐形的翅膀”,也使得大地测量对测绘地理信息产业的贡献无法直观显现出来。


       作为国际大地测量协会(IAG)中国国家代表和国际多个学术团体的负责人,党亚民参与了很多国内外大地测量学术交流活动,对中外大地测量研究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


       “自信一点讲,我国大地测量某些领域确实能和国际水平平起平坐。这一点和早些年不同,早些年我们多是跟随,只有个别冷门方向领先。记得一位前辈院士讲过,我们当时在平差领域确实国际领先,使得参加该领域国际会议的基本是中国人。”他笑了,不过客观冷静地看,和国外比,“我国目前在大地测量学科发展中的‘统治力’还不够。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顶尖科学家还比较少,成果上‘点’多‘面’少,系统性能影响国际其他科学家的成果还很少。”


       面对这些困难,党亚民和众多大地测量研究者一道求索,在带新人成长的过程中,他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测绘地理信息领域科技工作者,一定要看清形势,一方面充分了解国家需求,另一方面要紧跟国际学科进展,才能产生既有影响力,又能服务国家经济建设的好成果。”